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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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心间的怀念——追忆父亲王绍中

发布者:中国民主同盟江西省委员会 发布时间:2020-04-03


1987年7月25日,敬爱的父亲终于停下脚步,走完了他60年的人生道路。他的去世,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1928年2月,父亲出生于进贤县一个中农家庭。年少时念了三年私塾、两年小学、一年初中。祖父早殁后,父亲便辍学在家务农,后来在村里教了几年私塾。

青年时期,父亲受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为追求国家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1949年5月与堂哥王堃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进贤参加民盟。在国民党压制民主,大搞一党专政,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加入民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父亲义无反顾。

父亲对盟组织感情很深。上世纪80年代初,盟组织恢复活动后不久,父亲便给盟省委组织部写信:“我是一个老盟员,在恒湖垦殖场工作了二十多年。以前一直与组织保持联系,经常阅读盟内学习材料;后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等原因,组织关系中断了。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落实了各项政策。我于1980年4月加入共产党。今来信向组织汇报情况,期盼与组织取得联系。”

父亲1949年7月在进贤县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进贤县池溪乡任公安员、进贤县劳改队任中队长、宜春地区第一劳改大队永桥农场任中队长、进贤县公安局劳改大队双港砖瓦厂任中队长;1958年调到原省人委(现省政府)机关管理局双港砖瓦厂任车间主任。

1961年9月,一位吴姓老红军受省人委委派,带着18位青壮年来到鄱阳湖中的一片滩涂地围垦造田,创建省人委港汊湖农场(恒湖垦殖场前身),父亲就是这支垦荒队中的一员。

恒湖曾经是省农垦局下属垦殖场,后改为福州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团,又改回为国营恒湖垦殖场(隶属于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管辖)。父亲在恒湖工作了28个年头,当过生产大队队长、总场行政办公室副主任。他的一生,是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的一生,是任劳任怨、忘我工作的一生,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一生,是与困难和病魔作斗争的一生。

父亲是一个忘我工作的人。恒湖创建初期,自然环境恶劣(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生活条件艰苦(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加上劳动强度大,饮食没有规律,使父亲染上了血吸虫病和胃病。一次在加夜班时,父亲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腰部严重损伤。这些都给以后的病留下了隐患。

在恒湖工作期间,父亲得了三次重病:1962年恒湖发大水,父亲的血吸虫病严重反应,高烧持续多日,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在工作第一线,最后被职工强行送到南昌住院。1975年父亲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疼痛难忍。为了坚持工作,他拄着拐杖到田间了解生产情况,一根拐杖不够就用两根;下肢瘫痪了,就叫大队用手扶拖拉机送他到田间查看实情;卧床不起,就躺在床上召集会议,布置生产,安排工作。1986年,为了落实下放干部、职工子女的回城安置工作,父亲东奔西走、南来北往,常常工作到深夜,致使多年的胃病复发,但他强忍着剧烈疼痛,直到病倒才放下手上的工作。

那时,我、哥哥、妹妹都南昌工作。当我们得知父亲生病时,他已在床上挣扎了三天,却不让母亲和姐姐告诉我们,生怕耽误我们工作。我们强行把父亲送到省城医院作检查,发现已是胃癌晚期。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让我们撕心裂肺。

住院治疗期间,为了节省医疗费用,父亲宁可忍受病痛折磨,也不肯使用稍微昂贵的药品。其实按照父亲的资历(恒湖农场的元老、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休老干部),完全可以享受较好的治疗。病重住院的那段日子里,父亲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临终前,还惦记着下放职工子女的安置问题。父亲在临终遗言中说道:“我体质消耗殆尽,趁尚未停止呼吸之前,向恒湖党委表示衷心感谢。在我病重期间,党委领导非常关心,多次前来医院看望,倍感组织温暖。我不能报答党和组织对我的关怀,希望儿女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去世后,全家不要给组织增加麻烦。”

记得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1997年三峡大坝截流前),每年春夏之交,鄱阳湖的水位都涨得很高,抗洪抢险是恒湖的一项十分重要工作。身为大队长的父亲,年年都是大队抗洪抢险总指挥。有一年,鄱阳湖的水位超过恒湖大堤警戒线,情况十分危险。为防止决堤,父亲日夜奋战在抗洪一线。经过近一个月的严防死守,大堤终于保住了。那些日子,由于没有按时饮食和劳累过度,加上精神高度紧张,父亲的胃疼得厉害。一天晚上,父亲脸色苍白,头冒汗珠,胃痛难忍。抗洪队长见此情景,要求立即把父亲送往总场医院治疗,父亲不同意,他吃力地说道:现在是抗洪关键时期,我怎么能离开?我是老胃病,吃点药就会好,无需大惊小怪。于是,他慢慢从包里取出几片随身携带的胃舒平(治胃药)服下。第二天,父亲仍然与抗洪队员坚守在大堤上。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全国先进典型杨水才曾说过:病算什么!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父亲的行为,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父亲是一个廉洁自律的人。无论是50年代在劳改单位当管教干部,还是60年代以后在农垦企业当基层干部,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谋私利,不置财产,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赢得了“所做之事,没有一件是为自己的”口碑。

在他当大队长的10年间,我们一家6口人像其他职工家庭一样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有时老家亲戚来了,晚上睡觉只能打地铺(当时的地面是夯实的泥巴地面)。这期间的几年里,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为此我们曾几次向父亲提出换房的请求,都遭到父亲拒绝。他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体现。身为大队长,应当以身作则,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后来,大队盖了新房,我们家的住宿条件,仍然与其他职工一样。

调整工资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1979年国家给部分职工调整工资。那时父亲已经19年没有调资,按规定属应调资对象。当看到有些人为调资吵吵闹闹,父亲便主动提出,国家有困难,我家生活还过得去,我不参与调资。不仅如此,我们家几个(母亲、哥哥、姐姐)符合调资条件的,一个都没参与调资。其实,当时我们家生活也有困难,而且老家还有负担。

参加工作以来,父亲从来没有多拿、多占国家的利益,也从来没有收受过任何人的礼物。

1977年夏季的一天,一位上海下放知青探亲回来时,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衣送给我父亲,感谢我父亲在他患重病期间给予的关怀。父亲对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国家的一项政策。关心、爱护知识青年,是我应尽的责任。衬衣留着自己穿吧。

1979年秋季的一天,一位大队职工提着一只母鸡来到我家送礼,感谢我父亲主动放弃调资指标,让出机会,使她丈夫得到了调资。父亲婉言拒绝:调整工资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心。由于调资指标有限,我作为领导,应当放弃调资机会。鸡带回去。

1985年春季的一天,一位下放职工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送给我父亲,感谢我父亲在落实他儿子回城安置工作中付出的辛勤努力。父亲对他说:落实好下放干部、职工子女回城安置工作,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理应做好。手表拿回去。

父亲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父亲以“好学才能上进”自勉。虽然青少年时期读过几年书,但文化水平有限,难以适应工作需要。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为了掌握必要的农业技术,父亲购买了《农业基础知识》《水稻栽培技术》《植物保护手册》等书籍,白天工作繁忙,就利用晚上时间钻研农业技术。

父亲不仅从书本上学习知识,还虚心向专家请教。一位省科学院刘姓研究员,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父亲所在大队进行劳动改造。刘研究员因为是右派,受到人们的歧视。但父亲没有嫌弃他,而且经常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并给他安排适合的工作。不仅如此,在生活上也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帮助。父亲的行为感动了他,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每当父亲向他请教农业知识时,他都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右派平反后,刘研究员还经常到恒湖看望父亲。

父亲不但严于律已,而且严格要求家人。母亲原先在进贤饭店工作。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1962年,母亲辞去原来的工作,带着3个孩子来到恒湖。在恒湖工作20年,母亲与其他职工一样下地种田,没有得到任何照顾。哥哥、姐姐和我参加工作后,与其他职工子女一样,都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1977年恢复高考,考前哥哥曾向父亲提出想请假半个月复习功课;因为他的几个同学,也是干部子弟,都请了假在家复习。父亲不同意,他语重心长地对哥哥说:别的领导那样做,有损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我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子女搞特殊化。

父亲病重住院期间,母亲一人整天照顾父亲吃不消,我们几个子女便请假轮流照顾父亲。父亲生怕影响我们工作,总是叮嘱我们尽量少请假,不能因为他而影响工作。我们舍不得离开,他就反复催促我们赶快回单位上班。

海尔总裁张瑞敏曾经对他的员工说过: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工作干好,就是不平凡。父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他把做好本职工作视为党和人民交给的使命。尽管在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批斗,但他没有抱怨,而是一如继往地默默工作。几十年来,父亲分别于1953年、1956年、1965年、1976年、1977年、1978年,被单位或上级部门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父亲曾作为恒湖垦殖场优秀基层干部代表,参加了省农垦厅组织的赴大寨参观考察团;他所在的大队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父亲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不仅鞭策我们学习,关心我们身体,更多的是教育我们做人。他培养我们从小要走正道、爱国家,长大后成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勤奋自立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教育我们从小要爱学习、爱劳动、有孝心,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让我们的心灵沾染灰尘。他要求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晨读,每天练习毛笔字,每周参加一次劳动(割草砍柴,那时我们是用灶烧菜做饭)。

哥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社科院工作。父亲对他说:要好好钻研业务,奋发图强,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争取在两三年内取得一些科研成果,成为一个有用之材。

我刚走上教师岗位,父亲就对我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民盟前辈、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要热爱本职工作,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父亲在临终遗言中交待:“你们要孝敬母亲,不要给她气受,让她安度晚年。你们母亲虽然有退休金,但必要时,你们要顾念母子之情——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各尽其责,把母亲照顾好。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但他言传身教的高尚人格和优秀品质,却是我们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继承。

(作者:王永新 民盟省委会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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