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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监督: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发布者: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8-09-27

 

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各级党组织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制。”把民主监督写进党内法规,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既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的宽广胸怀,同时也赋予了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新内涵。 

一、延安“窑洞对”的启示

近年来,有一段往事被人们一再提起。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为国共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从延安街道两旁“直达上听”的意见箱、中共领导人“朴实稳重”的平等作风等桩桩小事,使黄炎培欣喜地看到了中国未来民主的希望,同时心头又萦绕着历史朝代“亡忽”的疑虑。于是,他坦率地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避免“人亡政息”覆辙的千年难题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频频点头:“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抗战胜利在即,“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黄炎培这时发出“周期率”之问不无道理。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盛衰交接,兴亡更替,留下诸多的经验教训,归结一点:“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一条亘古不易的古训。回望历史风云,面对时代坎坷,毛泽东没有丝毫的彷徨和徘徊,表现出伟人的洞察和淡定。他从中探索出了一条契合历史前行规律的“民主新路”,那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让“人人起来负责”。在这里,“民主”是思想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民监督政府”是民主的必然要求,“人人起来负责”是民主的必然结果,三者有机统一,由此构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民主监督构想。

毛泽东关于“民主新路”的回答,寥寥数十字,铿锵有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主执政的警世名言。首先,它揭示了产生历史周期率”的主要原因,统治者将“天下为公”当作私权,人民权利受到侵害,造成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终致人亡政息;其次,人民权力由人民作主,执政党要主动接受人民监督,保障人民的监督权利,为民主监督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再次,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的学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民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必须“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管理国家” 

花开花落、春来春去。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由“民主新路”到形成较为完的民主监督的理论体系,其基本要义可以勾勒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本质是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对公共权力开展的监督,它作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职能,通过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主要是对党政部门的工作开展非权力性的政治监督,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和纪律的强制性,但有助于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克服不足、消除腐败,有利于增进团结、形成合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从根本上巩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地位,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二、“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大江东去浪淘尽,“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民主监督曾经走过崎岖不平的路。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之所以能够形成燎原之势,“除党的作用外,就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士兵委员会”是井冈山时期最早的民主管理机构,“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有当家作主的感觉”,实行官兵一致的政治民主和待遇平等的经济民主,即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被士兵委员会发现与人玩牌九,也要受到“站岗三天”的处罚。由于有了民主,故而“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要求把群众的事当作头等大事,带头倾听群众的呼声,注意工作方法。1930年10月,毛泽东作“兴国调查”,听到有人对干部的不满,指出“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将来都要改变。”1932年5月,毛泽东根据群众举报,指示“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大义凛然处决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打响了中共反腐第一枪。同年9月,中央苏区《红色中华》颁布了《中央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决定设立“控告箱”,受理工农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检举揭发信件,号召“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

延安时期,为了加强人民对边区政府的协商办事,毛泽东提出“三三制”,实行群众参与监督的“豆选法”。李鼎铭提议“精兵简政”,毛泽东认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坚决给予支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也是起因于一位大娘“犯忌”的骂声和批评。共产党人广纳忠言的胸襟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在广泛征求各党派、各阶层意见的基础上,数易其稿制定《共同纲领》,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共和国宪章的重要作用。在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围绕着对国号、国歌、国旗的确立,各界人士畅所欲言、热烈讨论、见仁见智,在严肃而又和谐的气氛中协商、争议、监督,充分地发表意见。

建国以后,针对民主党派是否继续存在的不同认识,毛泽东及时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鲜明地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此,他还作了精辟阐述:“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表现出一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难能可贵的自觉与自省。

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过一句关键的话:“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民主监督被重新提到解放思想的重要议事日程。1980年8月,邓小平明确告诉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中国“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避免“文革”那样可怕事件的发生。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将“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同年12月,民主监督首次写进《政协章程》。

“毛泽东晚年是孤独的,而邓小平不是”,人民民主给中国带来了新气象。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上,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不断丰富了民主监督新理论,创造了民主监督新成果,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驶向新的航程。

三、“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

中国的皇权统治岁月悠久,在“作民之主”“为民做主”思想的浸淫之下,有的人做了权力的“奴隶”,更多的人做了被权力统治的“奴隶”。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对皇权思想体系的沉淀未加彻底清洗,官本位、权本位在我国依然根深蒂固。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看得非常透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向中外记者坦陈:“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因此,“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于是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孜孜追求。

1937年秋天,国民党飞行员李学炎送军饷到延安,他惊奇地发现:“财政一把手”的林伯渠,居然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传闻“青面獠牙”的毛泽东,原来是一名儒雅的文弱书生;悬赏十万大洋的朱德,不过是一名朴实的勤务兵模样。抗战中期,陈嘉庚率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重庆达官显贵的花天酒地与延安的政治清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深感国共两党有天渊之别,由此断论“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无独有偶,去延安采访的中外记者也发见了共产党人积极向上、健康廉洁的品德,他们回到重庆对宋美龄盛赞共产党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宋只是漫不经心地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滋味。”

什么是“真正的权力的滋味”?抑或就是当年黄炎培的担忧:“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随着权力的变迁、私欲的喷发、监督的缺失,使得一些权力者在“权力的滋味”面前打了败仗。由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等各种原因,“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犹如秋风横扫残叶,一出出官员落马的悲剧使人感到十分揪心。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变质变味的权力,必然会失去人民满意的公信力,最终跌入“塔西佗陷阱”: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因此,“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也就切实摆到了执政党的面前。

“民主新路”是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途径,防止公共权力滥用的有效方式。即使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也没有放弃对“民本”的无限希望和以“民本”协调君民之间矛盾的寄托。耳熟能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以及“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等,就是告诫专制君主不能暴虐无道、独断专行,应该多听“民间疾苦声”,择善而从,闻过则喜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历史和现实证明:促进权力的正确行使,加强内部监督,可以带动和促进外部监督,但没有强而有力的外部监督,内部的自我监督和约束也会虚化和弱化。现代民主与权力的定位,就是通过发展民主让大多数人拥有权利,把公共权力置于社会公众的政治视野之下,增强制约权力的效果,使得公共权力真正回归于民,以此减少权力异化、腐化的危险。

四、“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

2013年2月6日,中共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他诚挚地对大家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书记的讲话,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其中饱含着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

品味历史,感悟未来,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经验:密切联系群众,革命的事业就会无往不胜;脱离人民群众,党的事业便会遭遇挫折。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曾出现过“雅量之争”“城墙之争”和“人口之争”等,于今看来,诚然是君子“和而不同”的文人之争,有些观点或许超越了当时的客观现实。但后来中国出现的人民民主遭到践踏的社会动荡和灾难,直让人们感受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切肤之痛,教训尤为沉重。

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亿万国人的心中升腾,美好的愿景在华夏儿女的心中飞跃,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十三亿人民正在开始一场新的长征。愈是社会转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愈是需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这过程中,由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须臾不可或缺。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嘱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希望同志们切实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一次次新时代的经典之语,为做好新形势下民主监督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民主监督需要披肝沥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方面,通过政党之间互相监督,互相鞭策,使民主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修正偏差,把准航向,更大程度凝聚共识,更广范围团结力量,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帮助党和政府“多一只眼睛视事”,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促使公民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良性互动与相互配合。

民主监督需要“走自己的路”,“不啃别人啃过的馍”。“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民主监督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它是善意的规劝,不是恶意的攻击;它是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实现共同的利益,不是在搞三足鼎立、两党制、多党制中相互拆台,你死我活;它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和合”,不是“假恶丑”的“对峙”。因此,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立场不能动摇,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不能改变,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能照搬。否则,前苏联的悲剧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民主监督“不是装饰品,不能做摆设”,需要落到实处。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不断完善民主监督的组织领导、权益保障、知情反馈、沟通协调机制,拿出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新举措。比如: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以监督为特色,紧扣群众期待、社会关注的实际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积极解决;中共中央请各民主党派与8个省份对接,对脱贫攻坚开展民主监督,引起社会的反响。从这些以上率下、以下促上的行动中,我们看到了民主监督新的希望。

五、民主监督“永远在路上”

邓小平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从内部“重典治乱”,还需要有不“讳疾忌医”的决心,借助外部监督力量“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革故鼎新,把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实行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只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民主监督也就永无止境。 

“还是制度靠得住”为了更好地调动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必须从上到下制定规章制度作为保障,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的知情明政机制、协调沟通机制、办理反馈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明确民主监督的工作重点、工作要求、工作形式、工作程序等内容。

通过建立民主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营造合法依章的民主氛围,促进民主监督成为友好合作的监督、广泛代表性的监督、统一战线主要方面的有组织监督、高质量高水平的监督。在民主监督的过程中,坚决遵守宪法和法律,不突破道德和规矩,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真正做到补台而不拆台,帮忙而不添乱,让各个方面尽职尽责,将协商、参政、监督职能融为一体。 

“莲花出水有高低”。“山上松柏有高矮,池里荷花开不齐。”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绿叶,应正确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只有尊重差异、求同存异,才能听到更多更好的不同声音。对专家意见与群众呼声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顾此失彼、有所偏颇,一方面做到“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另一方面还得注意“不要凌驾,不要绑架,不要吵架”。固守政治底线的圆心,包纳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会越大

当年周恩来倡导民主议事精神:“第一,要有听得进去的胸怀;第二,要有辨别是非的本领。”民主监督靠的是平等协商的民主精神,靠的是切中要害的真知灼见,靠的是以理服人的方式方法,不求说了算,但求说得对、提得准,即便有偏差、有交锋,也应换位思考,体谅包容,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主权利,从中找到最大公约数。

“打铁还需自身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比说任何大话都管用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对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来说,需要切实提高民主的素养和监督的本领,“着眼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联系群众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换言之,就是能够上接天气、下接地气,广聚人气、树立勇气,弘扬正气、抵制邪气,把民主监督的工作落到为民的实处

民主监督最根本的道德修养是讲诚信,在作风上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说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听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民主监督拥有“话语权”,而“话语权”不是提意见的特权,也不是拥有抨击的专利,应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 深刻而不尖刻,妥协而又坚定。民主监督鼓励“敢于讲真话,善于建诤言”,指的是既不畏首畏尾、虚与委蛇又讲求方式方法、不走过场,只有实事求是,直率坦诚,才能把民主监督真正监到点子上、督到关键处。

“冗繁削尽留清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民主监督要有好的文风,不能做官样文章,不能长篇大论说空话套话。朱元璋当年曾规定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民主监督类似“谏言”,应当杜绝废话,直截了当分析问题、提出建议。

“必须抛弃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严厉批评。文风不好的最大表现,就是穿靴戴帽、皮厚冗长,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霸气、“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媚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俗气,其结果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民主监督应该尽量避免拖泥带水的“八股文”,突出问题导向,不文过饰非,努力做到“单刀直入、直奔主题,针针见血、钉钉入木,删繁就简、务求实效”,少说那些“三下五下、三性五性、三要五要、三新五新”之类毫无味道、听得没劲的新“八股”。不然,就会失去民主监督的本意,也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辟了一条“民主新路”;七十年后,我们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奋勇驰骋。只有“以天下为己任”,“人人起来负责”,继续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坚持真理,砥砺前行,就一定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赢得一个光明的中国和民主的未来!

     刘晓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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